黃帝文化與黃河文明

黃河是我們的母親河，是中華民族文明的源頭之河，她與我們一道經歷昔日的苦難，更經歷了苦難中的抗爭。黃河，有數不清的歷史和現實的故事。

讓我們一起，走近黃河……

一

站在黃河入海口，浮想聯翩。

回顧黃河的幾個大拐彎，一條蒼龍的形象清晰地浮現在眼前。站在某一個點上看黃河，看到的也許是局部的精彩；騰飛起來，環顧左右，方可看到它的全部精華。看得更全面些，才能避免“瞎子摸象”，目力也不會陷入“虛無”的泥沼里去。認知中華民族上古部落聯盟的圖騰標識，尋找“龍”的形象來源，可以有多種切入思路。龍圖騰的出現有其自身的融合演變過程，但它始終離不開黃河所塑造的歷史環境。

從黃河入海口回看，天高地遠，齊魯大地莽莽蒼蒼，目力透過晨曦中的薄霧，思緒之筆可以勾畫出這樣一幅圖景：黃河從源頭舞來，在甘南草原猛然一擺，甩出驚天動地的第一個大拐彎，然后進入第二彎、第三彎。“幾”字彎是龍的弓背，接著它揚鱗俯頸，穿越秦晉大峽谷，掃視雄偉華山，倏地轉身，進入“三門湖盆”，騰向中原大地，前后伸出來四爪四翼，所到之處覆蓋了中華文明的多維空間。歷史上黃河有過多次改道，讓我們付出了沉重代價，但同時也造就了大片的沃土和廣袤的平原。我想起毛主席面對黃河曾經說過的那句話，“你們可以藐視一切，但不能藐視黃河。藐視黃河，就等于藐視我們這個民族。”黃河與我們的民族血肉一體，我們該怎樣敬畏黃河呢？

我們是炎黃子孫，炎黃又是黃河一手拉扯大的。炎黃并不只是傳說，他們在黃河上下都留有足跡，只是記事文字系統發展相對滯后，史前“家譜”記載缺失，有一些只能借助“口述歷史”的形式流傳下來。這就比較好理解了，歐洲古史的重構，其實也借助過古希臘羅馬神話與新舊約的“描述”，然后在考古中漸漸證實。我們常講“信史”，講“孤證不立”，但也不可忘記古人“盡信書不如無書”的告誡。信與不信，要看事實和其中的歷史存在，因此，我們也會把希望寄托在擁有還原歷史事實手段的考古人身上。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正有序展開，認定了河南洛陽二里頭夏都遺址，上古三代遺址也在陸續浮現，黃帝文化的蹤影開始慢慢顯露。現在，較大規模的靈寶西坡遺址在不斷地發掘研究，這里或有黃帝文化發展成型的最重要線索。

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。李安攝（新華社）

在靈寶，我不僅看到了古秦函谷關和年代較近的函谷夾輔，還去了西坡遺址，看了鑄鼎原上的黃帝陵冢。令人驚奇的是，西坡遺址發現了一座特大型房基，占地面積達到516平方米，四周圍以回廊，那分明是原始“宮殿區”的格局。鑄鼎原上的黃帝陵冢更令人震驚，陵前有一方遺存，是古代士子們參加科舉考試前祈愿黃帝保佑的地方。這方遺存建在遠古的祭祀坑上，地上建筑已不存，但無形中保護了黃帝時代以降的祭祀臺坑。較深的灰燼層里還出土了細石器時代精美的玉石璧和玉石鉞，玉石璧和玉石鉞是那個時代的首領權力象征，也是專用的禮器。

二

眼前的一切都會引起盤旋不斷的思緒。在我，最要緊的聯想是這樣兩點：一與遍布中原和大河上下黃帝傳說中的蹤跡有關，黃帝的活動曲線和定點軌跡究竟是怎樣一條弧線？二與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關聯，看似扯不上邊，但有沒有另外的釋讀思路？

先說第一點。黃帝的傳說很廣泛，北起燕山南到中原的新鄭和河洛一線，西起鄂爾多斯臺地東到古黃河下游，舉凡黃河幾個大拐彎的上下兩側，皆可望得見他遠去的歷史身影。這是什么緣由造成的？在文化地標的“爭奪”和祖源認定上，雖眾口一詞卻各有各的“方言”。在共同文化體系的研究中，似乎也各有各的故事場景，這又是怎么一回事？比如，桑干河畔有過黃帝戰蚩尤的上古戰場，從北京平谷到河北遷安長城一線，也有黃帝文化的明顯印記。陜北的神木為什么叫神木，其境內高家堡鎮的石峁遺址，與南邊的橋山黃帝陵有什么樣的聯系？黃帝之都在河南新鄭，但黃帝鑄鼎的故事為什么發生在秦嶺腳下的河南靈寶？黃帝采秦嶺首山之銅，在臨近的荊山下鑄鼎，在《史記·封禪書》里已有明論。“讀萬卷書行萬里路”的司馬遷，畢竟早于我們兩千多年，他的記錄更可信。鑄鼎原現存一通唐貞元十七年（公元801年）刻立的《軒轅黃帝鑄鼎原碑銘序》石碑，也記載了黃帝鑄鼎之事。西坡遺址像是散落在大河上下的珍珠，到處都在閃光，被列為“中華文明探源工程”六大遺址之一。但黃帝的活動蹤跡也要有合理解釋，那么串起黃帝文化的鏈條是什么呢？

黃河，唯有黃河，能夠串起這個鏈條。黃河養育了黃帝文化，也給了文化傳播的相對半徑。具有歷史文化意味的是，中國北方古民族部族，無論前后名稱怎么變化，大多認同黃帝是他們的祖先和共主。即便到了“夏”，其名號也是后來所謂匈奴、鮮卑、氐、羌逐鹿中原時，不約而同舉起的旗幟，并由此演化出華夏文化和諸夏文化的某些區分和文化聯系。因此可以這樣去看，黃帝文化輻射的縱軸在黃河的南北河道上，橫軸則在黃河的幾個大拐彎里，黃河“幾”字彎柔軟的腹部和衣袍下，有著黃帝文化發育的大小搖籃，其所形成的巨大的黃河文明放射覆蓋圈，明晰地顯示了中華上古文明形成的坐標系統。

把看似散在的點連接起來，空間不是問題，黃河特有的彎曲本身就有巨大的通透性、播散性和旋轉性。對于上古時代的鐵腳勇士們，時間也不是問題。或者說，早期的黃帝部落聯盟更多具有游獵色彩，黃帝部落與炎帝部落融合之后，全面轉型為更穩定的農業生存模式，大型的居民聚集點出現了，也就出現了黃帝在荊山鑄鼎的一幕。到了新鄭，黃帝文化怕已進入了鼎盛期，而黃帝陵的橋山是他和他們的起始點。

西坡遺址離黃河很近，但也有一定的防洪安全距離。由于氣候周期的變化因素，古人的聚集點都設在有溪流的高地上，鑄鼎原正對著首山和荊山，鑄鼎而立“宮室”的條件都具備。令人多思的是，黃河從第四個大拐彎流來，后來出現了風陵渡、大禹渡、豆津渡和茅津渡，一直到三門峽的四個大渡口。其中大禹渡通向山西芮城（古芮國），向北就是汾河灣里的“堯都”陶寺遺址。前后的文化承繼線很連貫，西坡四圍顯在的仰韶文化遺址密集，也是順理成章之事。

三

黃帝文化與三星堆文化有何干系？說來話不短，肯定有曲折。這個聯系，在黃帝文化軌跡沒有明確定論之前，原本不該隨意提起，無奈三星堆的最新考古成果把原來的謎擴大為更大的謎，其中不乏外星人的猜測，也有“文化西來說”的影子在隱隱約約地晃動。

四川廣漢市三星堆博物館的青銅面具。沈伯韓攝（新華社）

西方一位學者在美國趣味科學網站發表題為《誰建造了埃及金字塔？》一文，斷然排除了從外星人到亞特蘭蒂斯人甚至猶太奴隸的多種假設，因為這些說法都沒有考古證據支持。考古證據和埃及古物學家支持的結論，是金字塔為古埃及正常民工建造。那么，我們對三星堆前后發現成果的解釋，自然也不能隨意。

聽似為謎的謎不外有幾個點：一是金人（銅人）的鑄造與商代銅器文化的傳統形制和用途不符，甚至懷疑是誰隱瞞了對它們測定的準確年代；二是銅人的形象、臉譜面具乃至高些的鼻梁和闊嘴，被質疑不是東亞人種的形象；三是象征王權的包金權杖也不對路；四是這么貴重的物品，為什么再二再三地焚毀于祭祀坑內。對于有古文獻記錄的銅建木樹和建木樹上的“金鳥”，以及《華陽國志》中的“縱目人”，倒不是很在意，但恰恰是這些出土文物，與中國古文獻有高度一致性，誰也不能視而不見。

銅人的鼻與面具上的嘴形，大約是不能成為論據的。且不說鑄形會有藝術夸張，中國古代的各民族部族臉譜的嘴型比它們還要闊大，那鼻梁再高，也應歸為鼻翼較寬的“蒜頭鼻”。銅人的規模出現，倒有必要探究，因為從春秋時代孔子發聲的“始作俑者，其無后乎”，就暗示了祭祀儀式要不要有人形的寫實，是有過爭論的。雖然商祭器、禮器上的饕餮之類的變形人形，被歸入了例外，但還是擋不住后來秦始皇真人大小的兵馬俑成排列隊地出現。中國的銅資源分布不均衡，鑄錢還不充裕，所謂賜金百斤，乃是賜銅百斤，但從更接近于蜀中古文化的秦人來說，鑄銅人、鑄銅鐻、鑄銅鐘乃至翁仲，似乎也是成俗的。漢代的劉歆在其《西京札記》里，就有咸陽宮有銅人十二、座高三尺的記載，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里也有秦始皇銷天下兵器鑄金人十二，各重千石的明確記錄。史記的有關索隱進一步點出時間和理由，說是始皇“二十六年有長人見于臨洮，故銷兵器，鑄而象之”，說那“長人”長三丈或五丈，也是十二個。這么高的身量幾乎不可能，但洮河的上游聯結著走向蜀中廣漢的通道，秦的發育處也在臨洮隴南一線，文化習俗有相近之處。銅人后來哪里去了？有文獻指向了董卓，他廢棄五銖錢，將十個銅人毀壞后鑄了小錢，剩下的兩個銅人也因波折被毀掉了。也有一說是秦始皇帶到了自己的陵墓里。無論怎么說，鑄大銅人是秦蜀共有的行為，只不過動機和用途不相同。各個方國的祭祀儀式總有自己的習慣方式，并不能由此得出外來的結論，而且由何處外來，誰也沒有拿出實例。

面具就更不奇怪了。臨洮南部和渭源的鄉間，每年要舉辦一種“拉扎節”。“拉扎節”古稱“番儺”，是為了敬奉自然神，這是多民族鑄造的古代民間文化的活化石。儺戲并非南方地區特有，在秦晉大峽谷的黃河邊也見到過。漢族有儺戲，北方少數民族中也有，儺戲臉譜是“硬臉譜”，一般用木頭雕刻彩繪，套在臉上就可以演戲。北方的一些大劇種，包括京劇、秦腔的勾臉和臉譜，其實是一種“軟臉譜”。三星堆的先民們用青銅面具和金面，也是特征而已。至于“權杖”，一般是游牧方國的權力體現，這同猶太人的摩西形象沒有什么兩樣。

匈奴也有銅人祭天的傳統。《史記·匈奴列傳》中有這樣一句話：“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，過焉支山千馀里，擊匈奴，得胡首虜萬八千馀級，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”。匈奴，特別是南匈奴是中華古民族的一部分，他們從來以黃帝文化為正朔，也經常舉起夏的旗號進入中原。因此三星堆出現的銅人與此有沒有關系，似可研究，并不一定要歸之于迷離撲朔的外部來源。倒是這么貴重的物品，為什么再二再三地要焚毀于祭祀坑內，我在黃帝鑄鼎原的祭祀坑前，從焚燒的玉石璧和玉石斧鉞上得到了一些答案。那時沒有紙張，也不一定會焚香，要表達對先王的尊敬，最好的辦法是將他們用過的祭器和神器一道殯天。從王公到民間，這種模式影響久遠。

在河南濟源拍攝的“黃河三峽”景色。郝源攝（新華社）

這樣說，倒不是看低三星堆的文化含量。三星堆文化的特異性，確實使人驚奇，也的確反映了中華文明表現形式的多樣性，也再次證實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“滿天星斗說”宏觀文化論斷中的睿智。但也要斗膽補一句，在滿天星空里，終會有一個質量和吸引凝聚力的超強星星在。